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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哈佛大学的艾伦·德肖维茨（Alan M. Dershowitz）认为：枉法行为大部分并非来自判决结果，而是出于程序之间。

中国经济总量大幅度增加，贫困人口减少，但贫富两极分化特别严重，阶层、利益分化非常严重，人民内部矛盾凸显，矛盾类型日益复杂化。因为美国司法能动的成功与一些列的政治、社会、立法状况、法官职业素质等紧密相关。

实践中，法官如果没有认真履行其依法取证的义务，当事人拿法官是没有办法的—除了投诉。法律实用主义者之一的霍姆斯指出，由于现实生活是流变的，因此，司法不能够按照100年前先人们的理解去理解，法律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对社会政策（即什么是对社会最好的）的考虑。这种做法实际上已经突破了能动司法的底线，因为理论上一般认为，能动司法的范围，只能限定于立案以后，对于立案本身，法院是不应该能动的。2．国家通过司法权对社会进行干预、实施社会政策和政治功能的工具性能动主义。通常的司法能动概念就是在此意义上使用的。

如何做到这一点？学界的基本主张是，规则主义应是我们必须坚守的阵地。如言论自由、宗教制度、种族问题等。因此，要赋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自由、民主这些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概念以自然法权的内涵，需要强调：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是某一民族国家的主观臆断，而是出自实践理性而直接赋予人类的，并且在现实中，每个民族国家也都将这些价值范畴作为本民族的价值追求。

按照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层次，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被置于世界历史进程当中，在历史哲学的意义上确立它的客观真理性。可以有这个愿望，也可以没有这个愿望。然而，抛弃和背叛上述自然法权的做法在资本主义文明中从未停止过，直到今天仍然面临如下情况：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所以，黑格尔也把自由作为人类这一物种的自然法权，并且把这一自然法权作为有理性存在者的人类物种的最高价值归宿。

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涉的终极问题是人类物种的永久生存。首先，要想彻底批判资本逻辑的反自然法权的本性，就必须回到历史唯物主义中，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是对资本主义的彻底的批判。

这表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六个概念，不仅仅是关于人类物种生存的共同价值，而且同时构成了人类得以永久生存的自然法权，是人类这一物种的安身立命之本。第一，人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人类应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乃是人类物种赋予自身的世界历史责任。亚里士多德对平等有过较为详细的论述，即算术的平等和几何的平等。显然，如果把人类命运共同体仅仅建立在人类的主观愿望上而没有其客观真理性，这既不符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在现实中也会缺少其客观必然性。

而希腊世界和罗马世界只有部分人的自由，奴隶便没有自由可言。二是在法哲学的意义上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确立自然法权基础。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是由资本逻辑所主导的文明。此外，在公平这一自然法权中，还包括民族国家作为独立主权、民族尊严方面的平等问题，比如，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这也成为处理国际事务关系的自然法权。

这就意味着，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在世界各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语境中被赋予其意义的，它针对的是有不同文化价值观的不同民族国家，因此要在差异性基础上坚持同一性，这一同一性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而这些共同价值在民族构架交往实践中就构成了人类得以安身立命的自然法权。这是与生存权相伴随的自然权利。

自然法权具有普遍性，而与这种自然法权相对应的世界历史的现实，就应该是普遍的生产关系。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人与自然之间、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

而这一客观根基除了诉诸自然法权，目前尚没有其他形式能够取代。概念在没有获得具体的规定之前是抽象的，而范畴是被赋予了理论内涵的概念，因而是具体的。然而，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各民族国家在追求本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改进方面，不可避免地发生与其他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这一相互关系中，自然法权就发挥着重要作用。自由这一概念毫无疑问是相对于被支配被奴役被操控等概念而言的。因此，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不能破坏人类和平，作为一条普遍法则的和平将成为人类首要的自然法权。其中最为根本的原因，不是人类缺少对自然法权的构想，而是这一实践理性没有在现实中得到落实。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因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确立客观的自然法权基础，其重大意义在于：明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根据主观的愿望设定，不是各民族国家的偶然行为。

作为精神生命，天然会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便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如果世界历史只有一个民族国家，那就不存在正义的问题。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仅是一种愿望或理想，而且在人类这一物种的生存活动中有其客观的法理基础。而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此时便会提出民族国家主体际的公平问题。

进一步，在对物的占有方面必然涉及人与人之间、民族国家之间发生的物质利益关系，前者为国家共同体问题，后者则为世界历史问题。而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正义作为自然法权同样转变为各民族国家间的本质和真理。他认为，历史从东方世界开始，但东方只有一个人的自由，即皇帝。具体来说，是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服从的资本逻辑是背离上述自然法权的，导致康德建构的自然法权在资本逻辑的现实中被摧毁。

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抽象的概念还不足以呈现它们的内涵，因而需要对其内涵作出逻辑上的澄明。作为自然法权，它们全部归属于每一个民族国家，并且是直接拥有的。

这就意味着，各民族国家追求生产力提高，追求生产关系改善，这是直接享有的自然权利。然而，上述世界历史的存在论基础仍然是宏观而抽象的，必然要扬弃它的抽象性而进入它的自然法权基础。

这样，这些价值观的诸概念就因为具有了内涵而成为自然法权的范畴。它注重的是理论理性（工具理性），但在实践理性方面却坚持丛林法则而非理性法则，这体现在其政治上的霸权主义、经济上的零和博弈、文化上的文明冲突。

如果能够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然法权基础，这还仅仅是在理论上获得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性基础。最后，自然法权需最终寄身于普遍的生产关系。相反，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这一物种不可被剥夺的自然法权。于是，人类的全部生存活动便在这双重属性的关系中展开。

倘若有民族国家破坏这些自然法权，则在根本上是对人类这一物种生命法则的背叛，亦即反人类的。人类有能力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客观真理性，这同样是世界历史客观规律所决定的。

第三，自然法权必须进驻历史唯物主义才有其现实意义。第二，世界历史是进步的，这一进步的目的便是马克思所揭示的共产主义的客观必然性。

这一希望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客观真理性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仅是人类的主观愿望，而且具有其法理意义上的客观真理性。